知识分子也可以温和地为民请命

首都机场高速公路收费的问题，并不需要多少专业知识就能觉察，真可谓路人皆知。有关部门敷衍塞责，一意孤行，民意受屈，真可谓怨声载道。北京大学三位法学教授王锡锌、沈岿、陈端洪站了出来，向北京市发改委、市交通委、首发公司分别提交了3份政务信息公开申请，在得到并不满意的答复之后，将进一步采取行动。与其说他们坚守了专业立场，不如说他们坚守了知识分子的良知。

这件事情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专业，一是审计，二是法律。前者已于今年2月有了初步定论，国家审计署发布的公告表明，利用财政资金和部分银行贷款建设的首都机场高速公路，总投资11.65亿元，其中银行贷款7.65亿元。而这条公路从1993年开始收费，至2005年底已收取32亿元，估算剩余收费期内还将收费90亿元。后者则有今年5月1日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作为保障。据此条例，任何公民都可以依法提出申请，看看这条公路共收了多少钱，都用到哪里去了。但法学教授毕竟更熟悉法律，更懂得诉讼的程序和技巧。更多的，我看到他们是在贡献自己的专业信任度和影响力，也是在向民众示范如何据法力争权利。正如一些评论所期待的，他们的申请和抗争可以成为一个样本。也许这三位教授觉得他们只是尽了本分，但是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不是每个知识分子都尽到了自己的本分。尽本分的前提，是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勇气。

北大三位法学家利用专业知识为妇孺皆知的常识问题寻找解决的途径，而一些专家学者则利用专业知识为同样妇孺皆知的常识问题进行开脱。

近段时间以来，知识分子的良知再次被晾晒到阳光下。知名作家余秋雨罔顾灾民失去孩子的哀痛和了解孩子死因的权利，“含泪劝告”他们“以主人的身份使这种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王兆山面对死难者和失踪者，欣欣然填词曰：“纵做鬼，也幸福”。他们的行为引得舆论大哗，公众惊呼：知识分子良知何在？

其实，在余秋雨和王兆山先生的背后，是更多专业知识分子的表演。

震区的校舍问题，一些建筑商都已经承认，教育部门也在组织调查，记者拍回的现场照片也可以看见那些倒塌的水泥板里连钢筋都没有，但一批专家却异口同声地认为，建筑质量无法认定，法律责任无法追究。其中身为成都理工大学深部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的朱介寿教授，还不惜跨领域充当心理学和社会学专家，称“幸存者应该心怀庆幸，理性看待地震及其引发的各种损失，理性面对未来，以积极的心态谋划好今后的生活”，“因灾死亡、失踪的人毕竟还是极少数”。

当舆论愤怒声讨范美忠丢下学生独自逃生的行为时，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误解，以为我们的社会都已经具有了很高的伦理水准，甚至到了可以道德苛求的地步。事实上大家都知道，余秋雨、王兆山和朱介寿等人并非知识分子中的“极少数”。而在正常的社会中，知识分子总是被视为公众良知的代表。如今知识分子实践良知，并不是每个人都要像左拉那样高喊《我控诉》，付出被流放的代价。北大三位法学教授的行为表明，温和地坚持自己的专业立场，也可以为民请命。